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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是担当!《蓝色防线》总导演尚昌仪谈军事纪录片摄制的危险性

 2020年09月16日  阅读 20  评论 0

摘要:

中国首部海外维和战地纪实电影《蓝色防线》总导演尚昌仪谈军事纪录片摄制(三)




2003年以来,尚昌仪导演以中国军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为主题 ,坚持近20年11次赴维和任务区一线采访拍摄,摄制了《为了和平》《中国妈妈》《拆弹部队》和15集大型纪录片《中国蓝盔》20集大型纪录片《中国维和行动》等8部累计长度1900分钟的影视作品,撰写了2部近45万字的文学专著 ,其中多部作品在国内外获奖。


因此 ,尚昌仪导演被誉为:“记录中国维和第一人 ” 。


然而,这荣誉的背后,却是一名军事纪录片导演不惧生死的血性担当。




——编者




危险	,是担当!《蓝色防线》总导演尚昌仪谈军事纪录片摄制的危险性-第1张

中国首部海外维和战地纪实电影《蓝色防线》海报




穿越生死场




2010年4月4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国际提高地雷意识和协助地雷行动日”致辞中说:“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正继续造成可怕的伤害。这些滥杀滥伤武器导致严重的伤害和死亡 ,阻碍冲突后地区的重建,破坏环境,并且在冲突结束后很长时间仍妨碍社会经济和发展活动 。”


真可谓无巧不成书 ,就在潘基文秘书长发表致辞时,我正飞行在数万米的高空中,赴黎巴嫩南部采访拍摄在那里执行扫雷排爆任务的中国维和工兵营 。然而 ,我的此行是我人生中又一次穿越生死场的经历,我的这本“书 ”是本险象环生的“书 ”。




第一次穿越雷场,


有一段约50米的雷区我几乎是爬着通过的。




地雷是最难消除的战争痕迹 ,雷场则是被人们形象的比喻为“生死场” 。“雷场就是生死场。走进雷场 ,就是走进生死场。”这是人们对走进雷场的描述,更是人们对走进雷场的恐惧 。


我之所以说我的黎巴嫩之行“是我人生中又一次穿越生死场的经历 ”,是因为作为军事纪录片导演 ,是职业,更是责任的驱使,我不是第一次到黎巴嫩南部 ,更不是第一次到雷场采访拍摄。


危险,是担当!《蓝色防线》总导演尚昌仪谈军事纪录片摄制的危险性-第2张

黎(巴嫩)以(色列)边境雷区警示牌


我第一次走进雷场是在1999年。那年年初 ,我的师傅李三义导演颇有点“逐出师门”地对我说:“这两年,我把我那几招都毫无保留地教给了你,能不能当导演 ,能不能当好导演,就由你自己折腾去吧” 。这年的春夏之交,我独立担当导演拍摄第一部电影纪录片时 ,便把内容选择了和地雷有关 ,把拍摄场景选在了雷场。


我之所以这样做,并非哗众取宠或别出心裁。


我是士兵出身,又毕业于军事院校 ,当然了解地雷的秉性,更深知雷场的危险 。但是,我在从事导演工作后 ,就很固执地坚持自己的创作观念——选难弃易。后来我把自己的这一创作观念定义为“宁造原子弹,不盖茅草棚。 ”可能就因为我的这一“固执己见”,在我独立从事导演工作后 ,所拍的影片几乎都与危险接触,都要冒一番风险 。


就说第一次到雷场采访拍摄吧 。那是一部以某边防部队科教扶贫为主题的纪录片,按常理来说 ,是完全可以不去雷场采访拍摄的。当我提出要拍摄边防官兵穿越雷场在执行边境巡逻任务时,部队领导为了摄制组的安全不同意我们去拍摄。但我以下面三点理由说明了部队的领导:第一,部队是在圆满完成军事训练、边防巡逻任务的同时支援边疆建设的 。第二 ,边防官兵每天巡逻经过的地方 ,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去呢?第三,我们是军事纪录片工作者,全景式纪录边防官兵的生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也许有人认为我这是空话大话。但是 ,凡有过雷场经历的人绝不会这么认为,因为我说完了这些话后便走进了雷场 。


危险,是担当!《蓝色防线》总导演尚昌仪谈军事纪录片摄制的危险性-第3张

5 、联合国军事观察员(右)向陈代荣连长(右二)介绍黎以边境雷区分布情况


边境线上,茂密的原始森林由于历史的原因而成为雷场。为了执行边境巡逻任务,官兵们每天都得翻山越岭穿行其中 ,由于多年的行走,雷区中有了一条羊肠小道。边防连长让我紧跟在他的身后,由于是第一次经历雷场 ,紧张和害怕的交织使着,使我紧盯着连长的脚印,一步一挪 ,真正体会到什么叫“不敢越雷池半步”了 。


小道的两旁或是雨水的冲刷 ,或是当年交战双方的士兵压根就没有埋设而是直接将地雷撒落在地上,一枚枚地雷清晰可见,甚至数枚地雷堆放在一起。这无疑增加了我对雷场的恐怖。


湿润的森林中 ,小道上长满了青苔,加之我国西南边陲的高原上的特殊气候,突然袭击的一场暴雨过后 ,原本就湿滑的小道此时更加难行 。


我心惊胆战地跟随着边防连长,连长几乎是每走一步都提醒我小心滑倒,并不时地指着两旁暴露无遗的地雷 ,如数家珍地向我介绍它是什么型号、杀伤力如何,并告诉我在这小道上千万不能摔倒,一跤摔倒触动地雷的概率近乎百分之百。


连长是一番好意 ,因为导演你今天是来采访、是来选景的,我当然得多多介绍。但此时此刻却加重了我的恐惧心理 。


说着说,边防连长却停了下来 ,原来前面是个山涧 。连长对我说:“尚导 ,前面的路更不好走了,你就在这等着我们,我们到主峰上看一眼就回来。 ”


此时 ,我当然不能止步不前。一是因为我若就此停下,那在官兵们面前我将落下一个胆小的名声 。当年我刚三十出头,还属年轻气盛之列。二是因为这个主峰在当年边境作战中曾声名远扬 ,可以说妇孺皆知,带着一种敬意,我不能不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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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赴黎巴嫩维和工兵营扫雷作业前组装探雷器


在我的坚持下,连长指着山涧上铺着的长满青苔的两根木头 ,又指着山涧下隐约可见的地雷对我说:“尚导,可千万不能掉下去!”“好 。”我回答。但这声“好 ”却多少带有恐慌的颤音。


边防连长和一名老兵小心翼翼地将我夹在中间,一步一步地向前挪动 ,可以看得出即使没有我 ,平时官兵们也是极其小心地通过,而今天又加上了我这么一个“累赘”,就不得不加倍小心了 。


第一个山涧顺利通过 ,而紧接着又是一个山涧。这次有了上次的“实战”经验,更有了上次的胆怯,我对连长说:“我自己走吧。 ”边说边蹲下 ,侧身用手掌支撑着木头向前挪动 。我当时的想法是:由他们扶着我,一旦滑倒伤及三人。而我这样做不仅重心低,加之有手的支撑 ,安全系数自然大了许多。而你完全可以想像得出当时的情形,我是近乎爬着通过的 。


第一次穿越雷场,我就是这样通过了一段约50米的路段 ,也给我留下了一段终生难忘 、刻骨铭心的记忆 。




第二次走进雷场,一看见雷区那耀眼的


血红色的画着骷髅的警示牌时,我还是禁不住心跳加速。




2003年4月 ,我军首次向非洲派出成建制的后勤保障部队参加联合国在刚果(金)的维和行动。作为军事纪录片导演 ,当我看到这则消息时,立即产生拍摄一部纪录片的冲动 。然而,我的创作激情刚刚萌发便被“扼杀 ”了 ,主要原因是上级领导考虑到国外战乱之地拍摄的危险性。


这年年底,也就是2003年12月,应联合国邀请 ,中国政府再次向非洲地区派遣558人的维和部队,参加联合国在利比里亚的维和行动。我创作激情再次萌动,好在当年我是军事纪录片部编导室的副主任 ,或多或少有点“利用职权”的因素,我如愿以偿,出国拍摄 ,并从此与我军维和部队结下了不解之缘,也有了再次走进雷场 、走进生死场的经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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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测地雷


2006年4月 ,中国政府应联合国邀请,首次成建制向中东地区派出维和部队,这也是中国维和部队在执行联合国维和任务中首次担负扫雷任务。当时 ,一听说中国维和部队是执行联合国维和扫雷任务,又想到2007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0周年,我便有了拍摄一部纪录片的想法 ,在明振江厂长和陈远良副厂长的充分肯定和大力支持下, 2006年11月我走进了黎巴嫩南部,走进了黎(巴嫩)以(色列)边境的雷场。


我从1999年独立担任纪录片导演到2006年 ,已有8年的摸爬滚打的经历,每次出发拍摄前我都是经过充分准备的 。因此,对黎巴嫩南部雷场情况早有理论上的了解 ,也可以说是有了充分的心理准备的,可一旦身临其境,原先的自我思想工作便冰消瓦解。当第二次走进雷场 ,一看见雷区那耀眼的血红色的画着骷髅的警示牌时 ,我还是禁不住心跳加速。


但毕竟是有过穿越雷场的经历,更重要的是我们摄制组是在2006年那场举世瞩目的黎以冲突硝烟未尽时来到黎巴嫩的,耳闻目睹了太多的现代战争的惨状 ,心理承受能力大大增强,所以,紧张的心情逐渐平静下来 。黎巴嫩南部虽是山地 ,但毕竟不像我国的西南边陲,这里不仅一览无遗,而且路也不滑 ,所以,我不像第一次走进雷场时两眼只顾盯住脚下。


我是在维和工兵营扫雷连连长陈代荣的陪同下走进雷场的。一开始我紧跟在陈连长的身后,因为不时停下脚步环视四周 ,我渐渐地与陈连长有了一段距离 。


陈连长发现我与他拉开了距离,便止住脚步对我说:“尚导,在黎巴嫩南部地区 ,尤其是在这些偏僻道路上行走是非常危险的 ,因为你一不小心就会碰撞上地雷 。我们都是专业的扫雷队员,但也是非常小心地行走其间,不敢有丝毫的大意。据地雷信息资料显示 ,整个黎巴嫩南部地区有1000多个雷场,并且地雷也是奇形怪状的。即使是一块石头,你也千万不要去碰它 ,因为它有可能就是仿石头颜色制造的一个石头诡计雷 。”陈代荣连长略停一下继续对我说:“尚导,在这种地方,你一定要紧跟我的脚步走。你看这路边就有一枚地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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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尚昌仪(中)指挥拍摄士官刘庆忠扫雷


我顺着陈代荣连长手指的方向看去,在杂草丛中果然有一枚地雷 ,如果不仔细看是很难发现的 。因为此次黎巴嫩之行我是有备而来,因此,一看我便知道这是一枚以色列4号防步兵雷 ,俗称“棺材雷”。


望着那枚静静躺在草丛中的地雷 ,刚刚平静的心跳又瞬间提速,原本不那么的胆怯的我,现在看到近在咫尺的真家伙 ,不由自主地又有些紧张起来,我亦步亦趋地紧踩着陈连长的脚步,提心吊胆地走在雷场之中 ,仿佛觉得每一片草丛中都藏有地雷,每一块石头都是一枚诡计雷。


这一天,中国维和工兵营不是到雷场中去排除地雷的 ,而是穿过雷区去排除当地老百姓在庄稼地中发现的一枚未爆弹 。


“到处都是瓦砾废墟,到处都是未爆炸弹。”2006年历时34天的黎以冲突,给黎巴嫩南部留下的就是这样的景象。尤其是那些未爆炸弹散落在村庄、田野的每一个角落 ,成为随时可能致人死地的恐怖杀手 。中国维和工兵营的官兵们当时已无暇顾及雷场中的地雷,每日忙于排除各种未爆弹。


对于我们摄制组来说,这无疑是个意外的“收获 ” ,因为我们原本是来拍摄中国维和工兵营如何执行联合国扫雷任务的 ,一场突如其来的战争冲突,使中国维和部队成为联合国旗帜下的拆弹部队。我们也就势改弦易辙,拍摄中国军人如何执行联合国拆弹排爆任务 。


由于原计划拍摄的期限已到 ,签证已经到期,我和摄制组只好带着没有拍摄到中国军人在雷场扫雷的遗憾离开了黎巴嫩 。




我和摄制组的战友们平安地回国了,


但对我来说确有一次逃离生死场的憾事。




我担任导演十多年来 ,由于我一直顽固地坚持着“宁造原子弹,不盖茅草棚”的创作理念。这种创作理念往好里说,我是一个不达目的不罢休的人 。换种说法 ,我这人也太倔。


维和,一个神秘的字眼,一段危险的经历 ,一种崇高的使命。作为一名军事纪录片导演,是职责召唤我:走进危险之地,揭开那层神秘 ,讴歌那种崇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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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维和行动》摄像师拍摄挖掘地雷


有人说“哪里曾经燃烧过战火,哪里就埋有地雷。”近几年 ,因为拍摄中国军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我和摄制组的战友们走进联合国维和任务区,在西撒哈拉沙漠 ,在非洲的热带丛林,一次又一次进入雷区,穿行生死场。但那些地方的中国维和军人毕竟不是专职的扫雷工兵 ,所以,我始终有一种遗憾 。


2010年,在接受国防部维和办让我担当总导演拍摄大型纪录片《中国维和行动》任务后 ,我了解到中国赴黎巴嫩维和工兵营目前的主要任务是在黎以边境扫雷时,便以总导演的身份“以权谋私 ”,再一次前往黎巴嫩 ,走进雷场 ,和维和官兵们一起穿越生死场。


黎巴嫩南部地区如今虽然战火熄灭、硝烟散尽,但一枚枚地雷仍然遗留在那里,成为一个个危及生命的杀手。据联合国相关资料显示 ,发生在黎巴嫩南部的20多年的战争,使这个地区埋藏下了约13万枚的各种地雷 。这些地雷经过风风雨雨的侵蚀有的已暴露无遗,而更多的则是深藏不露。


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曾说过:“地雷是残酷的战争工具。在冲突平息数十年之后 ,这些看不见的杀手仍然静静地埋藏在地下,时刻准备杀人和致人伤残 。”而黎巴嫩南部的地雷问题因其时间跨越久远及复杂的历史原因,更使得它的危险程度一天天地增加 ,用我们中国人的话来说,已成为联合国的“老大难”问题 。这一切对于在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中担负扫雷任务的中国维和工兵营来说,可谓任重而道远。


因为我从1999年以来有过多次雷场中锤炼 ,加之早已过了不惑之年,俨然一名雷场的老兵,现在进入雷场已经能够达到心平气和的境界了。然而 ,作为摄制组的总导演 ,指挥摄制组在雷场中拍摄则多了一份责任,更多了一份担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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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昌仪导演在黎(巴嫩)以(色列)边境雷场


“扫雷如闯鬼门关,生生死死分秒间。 ”这是人们对扫雷危险的描述,而这对我们摄制组来说更是如此。


你想 ,扫雷工兵只是一心一意地扫雷,而我们摄制组既要拍摄扫雷者,又要防止自己踩碰到地雷 ,可谓一心二用 。另一方面,近距离的拍摄,使原来只有一个人在雷场上踩到地雷的危险 ,变成还得加上扫雷工兵一不小心引爆地雷的危险,可谓一举双险。


即将进入雷场拍摄的前夜,躺在床上 ,我反复思考着怎么能够确保此次拍摄万无一失。


我们这次到黎巴嫩的摄制组共四人 ,其中摄像张永斌 、导演王浩是第一次进入雷场,他们反倒不用我十分担心,因为依据我当年初进雷场的心理状态 ,再根据他俩做事谨慎的性格,我断定他俩是不敢越雷池半步的,多年穿越雷场的历练告诉我 ,在雷场上谨慎加害怕就是平安无事 。


摄像杨栋梁则是我最为担心的,他天生就是一个无所畏惧的人,再加上是位一扛起摄像机就全心全意投入拍摄的敬业者 ,可这些优点到了雷场恰恰都是禁忌。另外,杨栋梁因和我多年拍摄维和部队,屡次三番但毫发未损地穿越雷场 ,而这些经历对他来说现在却都成为安全的隐患。“打死会拳的,淹死会水的”这句中国的俗话不能不成为我在异国他乡的警言 。


第二天来到雷场,正如我头天晚上分析的那样 ,雷场中的摄像张永斌、导演王浩既新奇又紧张 ,而杨栋梁则若无其事地和第一次来黎巴嫩时就认识的几名“老维和”(因多次参加维和而被战友们戏称为“老维和 ”)在雷场的一角谈笑风生。


由于批准的国外拍摄时间所限,又因扫雷是个慢功细活,经过昨晚的深思熟虑 ,我决定将我们四人分两组在两条扫雷通道内同时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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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维和工兵在扫雷作业中


王浩是个“细人 ” ,但相对雷场来说又是个“新人”;杨栋梁是个“粗人”,在雷场上却是个“老人 ”,这一粗一细、一老一新无疑是最佳组合 。在扫雷通道内 ,我谈了拍摄想法后,又就安全问题对他俩千叮咛万嘱咐一番:“杨栋梁你一定不要越过安全通道去拍摄,王浩你一定盯着杨栋梁不要越过安全线 ,千万小心!”


为了缓解紧张的气氛我又开玩笑地说:“咱们三人都是当老岳父的人,可一定要活到当老岳父的那一天 。张永斌你生的是儿子,只能当老公公了 ,到时候就干瞪眼看我们三个老岳父喝女婿买来的酒吧。”说完就带着“只能当老公公 ”的张永斌走向另外一个扫雷通道进行拍摄。


我们来此之前 ,恰遇法国维和部队在扫雷作业时,一名扫雷士兵的手不慎触雷,左臂被炸断 ,一只眼睛被炸瞎 。所以,我们摄制组走进雷场拍摄,维和工兵营的官兵们是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的。


国防部维和事务办公室在通知维和工兵营接待摄制组时要求必须确保摄制组的安全;摄制组到达之后 ,维和办再次电告工兵营要绝对保证拍摄安全;这之后维和办不断来电要求工兵营既要保障好摄制组的拍摄,又要保证不能出任何安全事故。


如何保证摄制组的安全呢?工兵营一是要求我们在拍摄时同扫雷作业手一样穿上防护服;二是在我们选择好的拍摄位置后,即使是在安全的范围内也都先用探雷器进行探测 ,再次确认无地雷之后我们才进入架机拍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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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雷作业手小心翼翼观察诡计雷


在维和官兵们的有力配合下 ,摄制组团结一致安全地度过了一天又一天,而就在这时,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司令部突然紧急通告中国维和工兵营停止扫雷作业。


原来 ,据相关部门提供的地雷资料显示 ,中国维和工兵营现在的扫雷作业点有可能存在诡计雷。由于诡计雷设置的复杂性 、位置的隐蔽性和杀伤的不确定性,对于扫雷作业手来说不仅搜排难度大,而且极其危险 。所以 ,从士兵的生命安全考虑,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司令部通知中国维和工兵营停止扫雷作业。我们摄制组也只好随之停止了拍摄。


2006年,国内某著名的电视台得知我要以中国维和部队为主题拍摄一部大型纪录片《中国蓝盔》时 ,颇有诚意地寻求与我合作 。但见面后我这个外行出身的导演显然和他们专业人员不能志同道合。


我们的主要分歧是他们认为许多内容无需冒险到国外实地拍摄,完全可以在国内情景再现。


对于纪录片的情景再现手法我不是反对者,但对于维和这一主题并且正在进行的现实题材的纪录片我不赞同情景再现 。不能合作的另一个原因是一位编导和我反复谈到了蒙太奇理论 ,他认为把维和部队自身拍摄的素材和摄制组情景再现的内容娴熟地运用蒙太奇,完全可以达到观众看不出是情景再现的逼真效果 。


我是一名农民的儿子,高中毕业那年未能考上大学 ,无可奈何之下当了兵,之后虽考上军事院校但学的不是影视专业。所以,我没有在课堂上学习过一天的蒙太奇理论。但我实在不能接收这位编导对维和题材的蒙太奇手法 ,只好找个借口放弃了合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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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出的地雷


我不是个愚笨的人,我也懂得不用到真正的雷场去冒险拍摄真实的扫雷 ,完全可以达到同样的艺术效果,甚至于更好的艺术效果。但我依然固执地坚持了我的创作原则。所以,在中国维和工兵营因为诡计雷而停止到雷场扫雷时 ,尽管离回国的日程一天天地接近,我也只是心急如焚地等待着 。


三天后我们才得以重返雷场,面对不多的拍摄时间 ,维和工兵营营长王良斌决定向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司令部申请星期天不休息,继续进行扫雷作业,以便我们如期完成拍摄任务。


在中国赴黎巴嫩维和工兵营官兵们的默契配合下 ,我们摄制组得以圆满完成拍摄任务。但在这圆满完成任务的背后,我和战友们不仅经历了一个又一个的凶险,而且也把我人性弱点 ,更把一个为人子、为人夫、为人父的中年男子的心态暴露无遗 。


我们拍摄的最后一天是个星期天 ,我和摄像张永斌这天跟踪拍摄的对象是士官刘庆忠。最后一天的拍摄我为什么选择了拍摄刘庆忠扫雷,不仅是因为内容的需要,深层的原因其实埋藏在我的心中。


作为摄制组的总导演 ,带领一支队伍出国拍摄中国军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本身就是风险,而在雷场拍摄就更加剧了风险 。可以说我是在寝食难安中度过了拍摄的日日夜夜。前面一切平安,到了最后一天 ,我不想在最后的日子里有了闪失。


危险,是担当!《蓝色防线》总导演尚昌仪谈军事纪录片摄制的危险性-第12张

20集大型纪录片《中国维和行动》海报


我和刘庆忠可称老朋友了 ,我第一次到黎巴嫩时刘庆忠就经常是我的拍摄对象,不仅因为刘庆忠是个扫雷排爆的“兵专家”,更因为刘庆忠心理素质极好 。所以 ,这最后一天的拍摄对象我选择了刘庆忠,以确保万无一失 。


一上午刘庆忠没有发现地雷,中午吃饭时刘庆忠有点歉意地对我说:“尚导 ,我知道你希望拍摄到我挖出地雷。刚才那个通道按雷场资料显示应该是有地雷的 ,你别失望,明天你就要回国了,下午我争取让你满意而归。”


吃完饭刘庆忠顾不上休息就走进雷场 ,果然很快探雷器就探测到信号源 。刘庆忠十分把握地对我说:“尚导,从信号源判定,这肯定是枚地雷!我很快就给你挖出来! ”


我回答:“好 ,你挖吧。”刘庆忠随即拉开阵式开始挖掘,摄像张永斌也兴奋地侧前 、侧后忙个不停地拍摄。


约半小时后,就在他俩一个屏气凝神地挖掘地雷、一个全神贯注地拍摄时 ,我却叫停了他俩,并随即用对讲机呼叫负责现场指挥的商志军副营长结束拍摄,组织部队回营 。


摄像张永斌不明就里 ,刘庆忠更是疑惑不解,忙问我为什么突然不拍了。我若无其事地回答:“素材够了,不拍了 ,回吧。”不容刘庆忠再说什么 ,我边说边离开扫雷通道 。


直到今天刘庆忠也不明白我那天为什么突然就说不拍摄了。在那天回到营区后我才对摄像张永斌透露了真情。


原来,我在盯着他俩的一举一动时,无意间一抬头发现黎以边境的一棵小树上站着两只乌鸦 。


乌鸦 ,是我从小就受大人们灌输而在脑海中深深扎根的“不祥之鸟 ”,恰恰在十分危险的雷区、在从事极其危险的挖掘地雷时看见了它,尽管我是个唯物主义者 ,但我还是发怵了 、心虚了,尤其是那两只乌鸦又突然发出了常人不愿听到的叫声后,促使我下定了撤退的决心。


我和摄制组的战友们平安地回国了 ,但对我来说确有一次逃离生死场的憾事。




八一电影制片厂导演尚昌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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